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各国中间的复杂性，不是某部只表达愤怒的电影能够呈现的，任何的简化和改写都在消解真实的历史。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用影像表达历史的伤痛？这是所有曾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文 | 玄子　

 

2015 年 12 月，日韩就日本二战时期军事妓院系统的韩国受害人的长达几十年的争议达成协议，协议中，日本承诺正式向韩国道歉，并向幸存的韩国受害者提供 10 亿日元(仅仅约合 850 万美元)赔偿。这也引起了韩国国内仍然健在的战争受害者的不满，认为日本拒绝承担正式的法律责任，她们还抱怨在达成协议前韩日双方均没有征询过她们的意见。

 

联合国多位人权专家也发表声明，对两国通过的慰安妇问题协议提出关切，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数十年寻求真相和正义的积极活动与努力。专家们表示，只要有包括其他亚洲国家的受害者的意见未被倾听，她们的期待未能得到满足，她们的伤口未能愈合，这个问题就不能被认为已经解决。讽刺的是，今年 2 月，日本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宣称没有证据表明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队强征慰安妇。 

 

 

就在日本发表最新声明之后，一部聚焦慰安妇问题的电影连续十九天在韩国单日票房榜稳居第一，估计连导演赵正莱都没有预估到票房可以如此疯狂。最近有一篇叫做《韩国又出了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的热门文章，讲得就是这部电影——《鬼乡》。

 

就像小李子听起来要比《荒野猎人》如雷贯耳一样，一个片子的噱头往往要比电影本身更吸引人。所以，比《鬼乡》更如雷贯耳的，就要数它“靠七万五千名网民众筹集资，花十四年完成，根据慰安妇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定语前缀了。

 

《鬼乡》

 

面对这样华丽的定语前缀，用 “跳大神的小清新抗日剧” 几个字来形容这部 “神片” 几乎是不敬了，但它确实是我在对这部影片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一观感。从电影的层面上来说，在没有大导演、大明星加盟和复杂特效制作的情况下，《鬼乡》成本其实也有足足 25 亿韩币（约合人民币 1400 万），并不算小成本制作。

 

然而相比高昂的制作费，影片本身却完成度不高。除去视觉语言乏味，剧本漏洞连连、煽情过度、剪辑生硬等艺术问题之外，其 “改编自慰安妇真实经历” 的宣传重点，却仅仅是整体剧情中的一条支线，甚至一个人的经历还被用在两个角色的身上。虽然一部靠众筹拍完的片子拿到了票房冠军，但是假如有一天我发现有人拿着我的钱，花了十四年拍了一部既不艺术也不真实的电影，我大概会拿着砍刀去导演家静坐吧。

 

《雪路》

 

《鬼乡》并不是韩国近年来唯一一部讲述慰安妇经历的影片，去年上海电影节与全州电影节上的《雪路》与《鬼乡》十分相似，甚至难看程度也非常相似。《雪路》原来是 KBS 为纪念韩国光复 70 周年运作的两集迷你剧，所以无论是在选角、调色还是摄影上基本都以韩剧的风格进行运作，但是这一切到了大银幕上就暴露出了电视审美的肤浅，以及在历史认识上毫无建设性的短处。

 

 

《鬼乡》在本质上走得也是这个路子，非要说有点什么不同，可能就是《鬼乡》多了一条魔幻的分支：《鬼乡》讲的是一个被入室强奸未遂的女孩，在父亲被强奸犯刺死后，被母亲送进寺院学习叫魂，而她因天资聪慧，总在梦里看见当年慰安妇被虐待的场面，最后代替了老神婆成为了七十年前死去的同龄慰安妇的灵媒。她身着白衣翩翩起舞时，所有冤死的慰安妇的灵魂都变为了一只只洁白的蝴蝶，飞回了自己的家乡。

 

 

《鬼乡》身上的幼稚与肤浅在于把叙事重点放在了表现导演 “不吐不快，近乎愤怒的爱国民族主义表达欲” 上，这种所谓 “正视历史的批判精神” 在《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甚至《小兵张嘎》这类作品中并不少见。这种愤怒可以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阻止了人们进一步思考罪恶的来源与传播。

 

当然，保持这种愤怒对于一个政治议题，慰安妇群体甚至一个民族来说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但为大众所接受的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若是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实质上对推动民族性的转变，以及促成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战争并未做出贡献。因为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所谓的 “日本鬼子” 与 “法西斯” ，路西法实验已经证明了，任何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都有可能转变成加害于人的施暴者。

 

《东柱》

 

不过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电影市场上，以上的担忧自然是多余的，因为你还是能感受到有人眼睛明亮地透得出真光。曾与《鬼乡》同居票房榜前茅的《东柱》也许可以补足前者所留下的大部分遗憾。李濬益的新作虽然暂时没有像前作《素媛》一般在中国掀起观影和讨论的热潮，但是就其个人的艺术造诣上来看，《东柱》应该是他这几年来的巅峰之作。

 

 

李濬益在《东柱》中展现了他的历史观与高超的导演能力，五亿韩币的预算已经足够李濬益精心搭建一个受难诗人典雅而诗意的内心世界。《东柱》的故事始于东柱生命结束前的刑前审问，在他敏锐清新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韵文里，我们慢慢与他一同回到那个黑暗到连做梦都不被允许的年代。

 

同一间乡间茅屋里的两颗不同的脑袋似乎就是 “大时代” 与 “小时代” 两个矛盾却也互洽概念的具象——一个是安静避世的诗人东柱，另一个是他的表哥革命家梦圭。两人虽然梦想与志向皆不相同，但看似背道而行的两段人生最后却仍在绞刑架上相汇。

 

 

被黑白两色简化了的画面在两段生命的结束时终于显明了它真正存在的意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在无可违抗的邪恶力量的重压下，走向了正义却脆弱的悲剧终点；东柱与梦圭一边高声朗读军国主义为他们的理想判下的莫须有罪名，一边质问这个因长时间战争而在自卑意识驱动下进行自我改造的“文明国家”剥夺他人幸福的正义性。

 

他们质问的是一个所谓文明体系重压下苍老而枯萎的���性是否仍有绝地重生的可能性，是西方意识对东方意识殖民碾压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他们询问法律的意义，教育的意义，使用母语的意义，都是为了击开人性外面虚假强大的假体与面具，大声问道：“你还要躲到几时呢？”

 

 

在所有艺术中，电影或许是最拥有“直面即改变”力量的艺术媒介，因此，电影似乎也是最适合用来反思战争的一种载体。《辛德勒名单》、《东京审判》、《朗读者》以及小林正树史诗级别的作品《人间的游戏》之所以伟大，都在于它们跳出了对个体或特定人群的批判与指责，在展现恶者不加抑制的兽性的同时，更着重放大摆脱了集体无意识操控的个体在极艰难环境下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悲剧艺术。

 

诗人尹东柱（左）和友人

 

尼采在《悲剧的起源》中盛赞这种以消亡为代价的悲剧，生命在勇于面对不可战胜之力的瞬间就成为了艺术，这种以生命所激发的艺术并不是肤浅的煽情、催泪的激技法和聪明的营销所能成就的。

 

尹东柱有过这样一首诗：（以下为笔者英文转译）

 

我至死仰望天空时

脸上可以没有一丝愧色吗

但那轻拂树叶的微风

已让我备受折磨

我要以歌唱星星的心情

爱惜一切将行就木的生命

还要启程

走我自己的路

今夜，风儿又轻拂着星星

 

在黑暗的巷道里行走，在人性的深矿里不疲倦的挖掘的人，最终会历练出一双为星星闪耀的眼睛。而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经历，都在最后凝萃出耀眼生命的爆炸瞬间，凝结为一颗照亮万代的星星。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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