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制作出一张统计从上世纪 60 年代迄今,流行音乐复杂程度变迁的图表,纵轴代表歌曲所使用的音色、节奏、和弦的复杂度,横轴则代表年份;一眼可以看出来,流行音乐在 60 年代末期、70 年代初期那段复杂程度最高,然后一路滑坡,目前则落为最低。


所谓音色、节奏、和弦的复杂度,简单说就是一首曲子配器及编曲的简繁—层次的多少,变化的快慢,以及其旋律变化的曲线是光滑线性的,还是跌宕无调的等等。以上皆属于机械层面的复杂程度判断,也就是说,它们并不能完全作为从审美上断定一首曲子复杂与否的依据。
譬如说,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算法,用一架钢琴弹出来的巴赫《平均率》,这首精辟的曲子在复杂度上得分不会很高,然而另一件事实是,它对任何级别的审美都是一座匪夷所思的迷宫。若用一支全编制的爱乐团给《小苹果》演奏出交响乐版本,或许仅管乐部分就写了密密麻麻八张乐谱,但它高涨的机械复杂度并不能提升其审美门槛。
以上比较的不妥之处是,机械性之所以成之为机械性,缘自计算它的元素和方法都客观不变,即,最终的结果是唯一的;审美则基于审美者的不同而不同,因地域和时代的区分,甚至会对同一支曲子得出截然相反的审美结果。譬如西非某部落的传统音乐对当下主流世界的多数青年来说都难以理解,这里的难以理解也可以解释为审美上的复杂认定。
确实,不少未经修饰的原始传统音乐都极其难听,甚至比那些古典乐的实验派、爵士乐的即兴派,或电子乐的噪音派加在一起还要难听。我想,这是因为上一句后面提到的三派仍然落在以欧美音乐为核心的当下主流音乐这一系统里,尽管它们是以叛乱者的名义获得这一身份的。而晋南的蒲剧或西非原居民的婚葬礼乐则因生成于这一体系之前而与之天然无关—若说非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它们不过死在后者手里罢了。
所以,如果还要继续从机械性和审美性两个向度上来谈论音乐的话,那必须局囿在同一个审美体系内—令人欣慰的是,当下看来,乃至包括晋南人和西非人在内,大家早已整齐划一地端坐在以欧美音乐,或进一步说以美国流行音乐为主干的当下主流音乐系统之内。这样,接下来的讨论就事半功倍了。
流行音乐机械层面上的去复杂性是令美国音乐的殖民化,或者说主流音乐的全球化得以运作的,音乐传播的强制复制的必要条件。流行音乐传播的强制复制则是音乐工业一直以来主要的宣传手段,电台、MTV、榜单,再到现在各大音乐网站的商业模式,等等。总之,这些传播硬件造成的最终结果是,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就会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地听到同一首歌,或同几首歌。这些歌在审美上无比庸俗,因为它们必须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好恶,而这种简陋、鄙俗的大众审美,正来自仅以减小成本增大效益为目的的商业机器的刻意诱导和塑成。这里所说的成本并不是指在创作、创新、编配、制作等音乐本身上的耗费,而是营销上的耗费,即设法令一首歌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人的熟稔—请注意,不是喜爱,仅熟稔即可—它在审美上即已促成了更低的成本。
这一结果不以你对这首歌的审美好恶为转移,它在令你感到恶心同时已深深地复刻在你大脑的褶皱里,你对它的恶心并不妨碍你从它那里感到某种港湾式的安全和舒适。这种舒服终归会反咬你的审美,直至你觉得它也没有难听到哪里去,并不由为它生出一阵民粹式的辩护心来。
对于在机械性上日益简单的歌曲来说—依概率学,拥有越少元素的系统的元素排列的可能性越少,即,如果其频繁排列的话,重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进一步的复制。在将同一首歌不停地复制在你的耳膜上之后,再将所有的歌都复制为同一首歌—《小苹果》、《大苹果》、《小橘子》、《大香蕉》……
人们对后一种复制的依赖性体现在对某一种亚文化流派的偏执之上,民谣党、朋克党、金属党……诸如此类,其各自党徒当然会说入党理由获得那一流派所表率的人文态度的感召,而不愿承认仅是对一种频率和波长的生理惯性,就像一个不愿吐掉奶嘴的成人一样。
好,在本文的最终,请配合笔者做一个点题的实验。先找一个安静的房间,然后打开离你最近的窗子,坐好,仔细听,若听不清楚的话就再用力一些,然后你就会听到窗外传来的《小苹果》。越来越大声,并越来越清晰。
这个实验试图证明的并不是这首歌的播放几率之高已达到随时随地都能听到的程度—而是这两点:一,这首歌的复刻工作在你的大脑褶皱里业已完成;二,这复刻跟唱片上的轨迹具有相同的功能,你的大脑、审美和灵魂则是播放器,它们合伙在你的耳边播放出了这首歌的幻听。
所谓绕梁三日而不绝。

杨波:作家、乐评人,曾主编《自由音乐》和《音乐天空》等音乐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