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们今天看到日本茶道整个精细而一丝不苟的过程,无疑会感慨万千,并且或许常常会自问:这真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中国人真的曾经都在过着那样一种优雅而精致的生活吗?
答案并不那么明确。上垣外宪一就指出:

茶起源于中国并引进到了日本,在渐次形成日本茶道的过程中,中国人的饮茶方式乃至情趣被逐步消除掉了……室内的装饰物初期还是以从中国进口的青瓷等为主,但这种中国情趣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受着禅宗枯淡的美学及隐居生活习俗的影响,但茶道已经在悄然之中逐渐产生出了日本人独自的美学,这也是在无形中对中国情趣抗衡的一种表达方式吧。(《日本文化交流小史》P151,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今天的日本茶道仪式中到底有多少是承续了中国中古时代的习俗,又有多少是演变过程中日本人独特的再创造,已经很难辨析了。但一部分上层人士曾在宋代拥有类似的生活趣味,大概是没有疑问的。王学泰先生甚至认为“明代茶艺的发展已经接近甚至达到日本茶道了”,但他也承认,“那只是自娱性质的,没有出现弘扬茶道、类似僧侣的‘茶人’”,并且至今中国都“未见有带有‘形而上’色彩的茶道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见《采菊东篱下》P198,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至于为什么作为茶的故乡,中国却始终不曾诞生茶道,王学泰给出的解释是:“国人对繁琐的仪文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抵制能力,历来‘圣贤’不断为规范某种行为而制订仪文,而后的执行者们也在不断地破坏仪文……不用说中国没有那样繁复的‘茶道’,即使有也会解体的。”(同上)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茶道与权力政治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即便是贵族或士大夫人群中,喝茶始终只是一种休闲养生方式,至多像陆羽那样为之附加一些文化意义,却从未将其郑重其事到与儒家天道伦理相提并论的程度。在日本,则恰恰相反。喝茶的习惯是随佛教传入日本的,而正如佛教史大家村上专精指出的,自日本最早的奈良佛教,就“由于和政治牵连在一起,所以和争夺政权相纠缠”,因而“可称之为政治佛教”(《日本佛教史纲》P4-5,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随佛教而来的茶,自然也难逃此命运。事实上,正是因为它在日本不仅承担休闲养生的功能,还要帮助僧侣获得权力的赞助,它才逐渐把自身凝炼成为一种极具仪式感的“道”,而不是中国人那种随意随性的喝茶法。
日本近代美学大家冈仓天心的名著《茶之书》,以茶道大师千利休的自杀来结尾。在举行了郑重而悲壮的“临终茶仪式”之后,这位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茶人换上洁白的长袍,吟诵了绝命诗,然后用一柄闪着寒光的短剑切腹,“微笑浮现在他的面容,利休步入了未知的天国”(《茶之书.“粹”的构造》P8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事实上,对千利休之死的解读,正是彰显冈仓美学观问题所在的极佳例子;观察冈仓如何取舍对千利休的描述,正可以深入了解他怎样以其美学主义掩盖了历史中的权力政治。
作为茶道大师武野绍鸥的得意弟子,当时名为千宗易的千利休与其两位师兄金井宗久、津田宗及是堺城的三大茶人。桑田忠亲指出:

织田信长在平定近畿地区时需要在政治上利用堺城的会合众,于是他便结交堺城的茶人。找到了他们,向他们询问茶道之事。这三人最后成为了信长的茶头。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后,他们又成了丰臣秀吉的茶头。(《茶道的历史》P43,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到了秀吉时代,利休更是超越了他的师兄们,成为茶头之首。这时候的利休可谓权势熏天。天正十三年十月七日,皇宫中举办了前所未有的茶会,由丰臣秀吉向正亲町天皇敬茶,辅助该仪式的千宗易正是因此被天皇赐号“利休居士”。举行仪式的茶室全由黄金打造,大约三叠大小,平时放在大阪城的中心,但能够拆卸和运输,方便地带到各个地方。冈仓在《茶之书》中全然未提黄金茶室的事情,而只是一味突出日本茶室的简朴与纯净,显然是因为黄金茶室这一反映茶道及茶道大师们与彼时权力政治千丝万缕关系的“道具”,不符合他对茶道极致单纯之美的论述。
作为“天下第一茶道宗师”,利休不仅参与丰臣氏的政治决策,还能干预外交。据说在大阪城里,利休是唯一能与秀吉随意说话的人。“当时全天下的大名都受到关白秀吉的茶头利休掌控。秀吉大人不便说出的话都通过利休之口传达出来,这也许是因为大名们都是利休的茶道弟子吧。”(《茶道的历史》P48-49)
谈及秀吉最后赐死利休时,冈仓天心轻易地就把原因归结为艺术家与暴君之间的对抗:

利休和太阁有着长久的友情……然而与暴君的友谊永远是危险的荣耀。那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时代,人们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近亲。利休不是卑屈的谄媚者,他经常大胆表示与残暴的赞助人不同的意见。利休的敌人利用太阁与利休之间不时出现的冷淡,指控他阴谋毒杀这位暴君……单是秀吉的怀疑就足以立刻处人极刑……(《茶之书.“粹”的构造》P82)

然而冈仓天心的“一面之词”受到了历史研究的质疑。桑田忠亲便指出“利休并没有如世间传说的那么违抗秀吉”,“他对秀吉似乎是很妥协的”,并举利休在茶碗颜色上对秀吉的妥协作为实例(《茶道的历史》P49)。尽管另一些事例表明利休的顺从也是有极限的,“该拒绝的时候,他也会选择拒绝”,但这似乎并不足以动摇他与秀吉的关系。实际上,利休之死恐怕更多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町人却权势过盛,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权势,做事有些放肆,因此遭受了一部分人的憎恶”,这些人中包括石田三成(秀吉最信赖的重臣之一)、淀君(秀吉的爱妾)、木下佑庆(秀吉正室的亲戚)、前田玄以(京都奉行)等实权人物。最后他死于诬告应该是事实,但诬告的背后却是权力斗争,是茶道和茶道大师对权力政治过深的介入。
冈仓天心一再强调“茶道大师努力使自己成为艺术,而非艺术家”、“茶道大师不仅在艺术领域内有重大影响,他们对于生活艺术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却绝口不提茶道大师们与权力政治的至深关系,即便不说这是为了突出其所谓“美至上主义的禅”而进行的有意歪曲或掩盖,至少也是被自己的美学主义蒙蔽了视野。